那天听李桂兰奶奶讲1939年的事，我拿着本子记，手有点抖。她说村口那棵老槐树底下，日本兵当着全村人的面，用刺刀割男人的下身，逼孩子站前头看。我没敢问细节，只记下时间、地点、人怎么被叫去、谁在场。后来查资料才发现，那年冀中、鲁西到处都在扫荡，临朐龙岗村几百人被机枪堵在村里扫，抚顺平顶山人是被哄去“照相”再杀的，南京城里的男人都被挑着刺、砍着腰、剁着腿扔进坑里。这些事档案里有，照片也有，但槐树底下那一刀一刀，没人拍下，也没人记进作战日志——因为太“小”，小到不值得写。
可小不代表没发生。731部队的佐藤秀男自己讲过，活人实验要挑“健康”的，得让痛得久一点、叫得响一点，好观察反应。这逻辑放在村口也通：让全村人看着，让男人不敢抬头，让孩子不敢长大，让地里的麦子都不敢抽穗。这不是发疯，是做事。他们训练里就有怎么让人怕、怎么让人不敢动、怎么让声音传得更远。
我翻了三本南京幸存者口述集，又看了山东、黑龙江的受害村民证言，发现一个怪事：不管在哪，不管哪年，只要日军进村，羞辱男人、毁人身体、逼人围观这三样，十有八九齐。不是巧合，是有一套做法。档案烧了，命令撕了，但老人记得。她讲的时候，眼睛盯着地上，不像在讲故事，像在把一块块碎骨头拼回去。
展开剩余57%有人不信，说太惨没法信；有人爱写，写得血糊糊的，跟看戏似的。可我听着，只觉得累。不是听不动，是听多了，心口发闷。原来最重的不是刀，是几十年后还得一遍遍说。
树还活着，皮裂了，年轮一圈圈往外长。老人说完，从兜里摸出一张泛黄的纸，上面是1953年县里写的证明，只有两行字：“李桂兰，女，1920年生，亲见日军于本村行暴。”没盖章，字是蓝墨水写的，有点洇。
她把纸折好，塞回兜里，没再说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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